从仰韶文化遗址，到汉唐长安，以致明清北京城，市民的住居模式延续着一条古老定律——“面阔三间”。在不同年代，“面阔三间”又有不同的尺度，宅基介乎35-150平米。这一合乎礼仪、关照家庭、立足场地的住居空间，传递着惬意、和谐、饱满而自立的气息。
一套标准的宅院规设，不需要繁复的空间组合。
夏目漱石在明治村的猫之家，不过三室一厅，一间藏书室、一间书房、一间卧室，外带一个八叠大小的客厅；他的代表作《我是猫》，完全取了实际住所的布局与环境。
林黛玉在贾府中的居所，被贾政赞为“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，不枉虚生一世”的潇湘馆，“一带粉垣，数盈修舍，有千百竿翠竹遮映，”“上面小小两三房舍，一明两暗，”正厅是标准的达官贵人家的陈设，东侧的书房堆满了书，西侧的卧房里还割出一个暖阁。
芬兰建筑大师阿尔托在莫拉特塞罗岛上，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夏季别墅。白色的房子远看像村舍，三间卧室、一个起居室、两个厨房呈L形分布，它们漫不经心、肃静地待在一片森林里。远在法国的柯布西耶一直想来小住一阵，“我听说芬兰的夏天十分美好。如果我能去，我们一句建筑也不要谈，那该是多么令人向往啊！”
“三间”成为人们有意无意间优雅的选择。“如同音乐一样，简单的数字是这种和谐的基础和创造者”，马赫《人文主义建筑》中评价圆顶别墅时写道，“他们是1、2、3、4这些数字，或者三角形的3，正方形的4以及五边形的5。”
三间房不是面积的想象
在古代社会，宫室是皇帝的大房子，庙宇是僧侣的宅院，衙门是官吏的办公生活之所，店铺也是“前铺后居”的设置。房屋的功能首先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，古今中外皆然。
任何一类建筑似乎都由住宅发展而来，住宅与其他用途的房屋只是名称不同，本质相近。直到工业革命时期，才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建筑，比如火车站、图书馆、歌剧院等。这些熟悉的公共建筑越来越商业化，进而塑造了城市和生活。
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住宅开始被有意无意地设置了级别与形式，标准的宅形凝结成了居住的文化。从周朝起，士大夫以下官员的住宅叫庙，一般士庶的居室叫正寝，皇帝的住宅有六宫六寝。
根据李允鉌《华夏意匠》中的分析，寝的形制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前为堂，后为室，堂两侧分为东堂和西堂，东西堂为夹，夹后有房，东房北向无墙，谓之北堂，不过一道后门。称为庙的住宅平面是前堂夹室，前面是客厅，后面是卧室，卧室叫寝，客厅叫庙，正寝东西两侧为东房西室，庙的两侧为东西厢。《左传》中记载民有寝庙，意指民间住宅有卧室和厅堂，现在庙几乎专指宗教建筑，庙堂之高，可知直至宋代，庙还有住宅之意。
现在所熟悉的合院住宅，北京四合院、徽州古镇、丽江古城、平遥古城等遍布大江南北，不约而同选择相似的空间组合类型，是因为这些地域面临着相似的现实问题，同时又是同源的建筑文化基因。
一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产生了合院的“院”。所谓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，《论语》筑墙，原本是出于保护的善意，竟成了后市禁锢女子的枷锁。这一围就是几千年。《论语》中子贡奉承孔子，“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类，百官之富。”虽为尊师之媚词，却道出比肩的墙与数仞的墙，也就是墙越建越高了。
二是既然加了围墙，房子不够用了，就可以在墙边加建廊，在堂的两侧建厢房，于是逐渐演变成了四合院，随着财力与人口的增加，再将同样的住宅复建一次，又发展出了中国古代社会恒久的园宅体系。
建筑的平面布局上，一堂二室或两厢房是居住空间的轴心与主线，“三间”模式是古代社会对小康之家，或者封建社会对自由臣民，最核心的规制与保障。
这以“三”为名的居住模数，不是凭空臆造的。就像阿道夫•路斯《形式与功能》中写的，“我们并不是因为木匠已经以这样、那样的方式制造了椅子，就以一种相应的特殊方式坐着。木匠以独特的方式制造了椅子，只因为我们希望是那样坐着。”
“三间正房”是合意的
古人发明了“三间”的居住样式，是因为我们就想那么恬静有礼地住着。
“宋以来许多学者，根据《仪礼》所载礼节，研究春秋时代士大夫的住宅，已大体判明住宅前部有门。门是面阔三间的建筑，中央明间为门，左右次间为塾。门内有院，再次为堂。堂是生活起居和接见宾客、举行各种典礼的地点，堂的左右有东西厢，堂后有寝卧的室，都包括于一座建筑内。堂与门的平面布置，延续到汉朝初期没有多大改变。” 刘敦桢在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中写道。
唐《营缮令》中规定，“六品七品以下，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。”这个模数应该普通民众宅制的顶层设计。至明代时，“房屋虽至一二十所，随基物力，但不许过三间。”正房三间（或五间）是重要的等级要素，需要营建更多房屋，可以加置厢房，“三间”作为一个基本单位，可前后复制，但不可左右逾制。
乃至清朝官员授房文书中，“内正房三间”始终是各级官员自宅最核心的表述，如今在中国广大农村，“三间”依然是占主导的建筑模数。
从居住与生活角度，“三间正房”是合意而恰切的，不仅功能是稳稳地，体验也是平静有序的。如同汉斯•迈耶在论述包豪斯风格时的那句著名宣言：“修建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，修建不是一个美学过程，在它基本的设计中，新的住房不但成为一种生活的机器，也是一种满足身体和精神需要的生物学载体。”
这个生物学的设计，最终还需一个为社会学的容器，科林•威尔逊在《建筑反思》中指出，一座建筑物的出现，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不计其数的、难以预测的活动模式。
然而，一个家庭需要多少居住空间呢？全家人的卧室、一间会客兼工作的书房，其他功能性房间都可以随机地增添，宾客纷至沓来，多置办客室，儿女多了，再营造些厢房，如此而已。“各部分必须以真正的比例相互联系、相互调整，以便促成整体的用途和作用。” 贝克莱说。
北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中记述洛阳的建阳里，“里内士庶二千余户，信崇三宝，众僧刹养，百姓所供也。”建阳里2000户居民住宅，占地300亩，每一座里坊375亩，寺院占基地75亩，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王贵祥认为，建阳里内每户住宅为36平方步，约为一座三间的小屋。
到了唐朝，根据唐律中民宅的规定，以及唐朝的长安洛阳两京考证，普通居民住宅宅基地面积约0.6-0.8亩，即12-15步见方的地块，大约可建造3间正房的小院，还可以设置一间两架的门屋，相较北魏，面积缩小了许多，但三间的样式照旧。
相比北魏，大唐盛世下的都市人，其居住面积变得促狭了。诗人崔沔在洛阳崇政坊的自宅却“简而不陋，净而不华。” 韩愈描述他在长安的住宅，“中堂(楼盘资料 业主论坛)高且新，四时等牢蔬。……东堂坐见山，云风相吹嘘。松果连南亭，外有瓜芋区。……主妇治北堂，膳服适戚疏。”
在严实、紧凑的都市空间，也能如此闲适。孙棨在《北里志》中写道，“平康里入北门，东回三曲，即诸妓所居之聚也。……二曲中居者，皆堂宇宽静，各有三数厅事。前后植花卉，或有怪石盆池，左右对设，小堂垂帘，茵榻帷幌之类称是。”妓女的“三数厅”亦能“堂宇宽静”，雅致不差于韩愈的隆隆宅舍。
古人的三居观念，考虑到了和谐的美，尊重了家庭的友睦，功能配置上，也匀称知礼。与此同时，“三”又可以延展、可以复制，可促可阔，可屈可伸。像皮科•米朗多拉的《论人的尊严》中上帝对亚当说的，“我们所创造出的你，既不在天堂，也不在尘世，既不是终有一死的，也不是永生的，因此，带着选择的自由，带着荣誉，仿佛你自己的制造者和铸工一样，你可以随便塑造你自己。”
三间房是人立足于大地上稳定的空间结构，在这个框架下，实现了居住的可能。无论是30平米的小三间，还是1亩之宅的三间院落，“三”代表了住居承载合理生活的能量，也标注了生活对住居的要求，像萨特说的，“人是一项拥有一个主观生命的规划，而不是一类苔藓、一种蘑菇或一颗花椰菜。”
